早上8時，住在香港西九龍的何君堯驅車駛向內地，不到2小時就到達位于廣州的辦公室……傍晚忙完工作后，他再開車返港吃晚飯。

　　這是何君堯往返香港與內地的工作日常。2022年7月，他成為全國首批粵港澳大灣區律師，手持編號“No.90000001”執業證，率先敲開了大灣區內地九市執業的大門。

　　3年多過去，何君堯不僅見證了粵港澳大灣區規則機制“軟聯通”向更深層次更廣領域拓展，更是親身實踐、詮釋著“奮斗者”的底色。

　　每周多次跨境，一年近200天在內地

　　每當有內地的工作安排，何君堯總能在10時前趕到廣州的辦公室，處理法律文書、約見當事人、聯系司法機關。傍晚時分，忙完工作的何君堯時常驅車返回香港，陪家人吃晚飯。

　　何君堯的這種“雙城通勤”是大灣區互聯互通的縮影。“以前來廣州辦案最少要住一晚，現在交通便利，地理距離不再是跨境執業的障礙。”

　　每周多次跨境通勤，一年近200天在內地工作，何君堯成為大灣區律師后，他的日程表始終帶著“雙城節奏”。

　　盡管已有30多年律師從業經驗，何君堯在內地執業時始終保持學習狀態：與當事人討論案情時，會邊聽邊仔細記錄，不時停下詢問細節；遇到不熟悉的內地法律術語，就隨時查閱手冊，或是請教內地同事，“香港與內地的法律體系不僅規則不同，邏輯也有差異，必須不斷學習。”

　　3年多來，何君堯累計辦理了40多宗跨法域案件、出庭10余次，并摸索出“內地同事主導案件+港澳律師補充普通法視角”的合作模式。

　　除了辦案，行業交流與經驗分享更是他雙城工作的重要內容。作為廣州市律師協會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工作委員會主任，他經常參加各類分享活動，把自己的執業經驗毫無保留地分享給新晉港澳律師。“很多香港律師拿到執業證后，不知道跨境案件的證據怎么提交……我得把這些實際操作講清楚，讓他們少走彎路。”何君堯說。

　　解鎖跨境法律服務“加速度”

　　“拿到001號執業證那天，我就知道這不僅是一份榮譽，更是一把打開內地執業大門的鑰匙。”何君堯說。

　　2020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辦法》，何君堯通過筆試、培訓、面試，歷時一年多成為首批獲證律師。

　　此前處理跨境案件，何君堯需要與內地律師合作，“光是對接材料、協調法律意見就要反復溝通，遇到管轄權爭議，客戶還得同時聘請兩地律師，成本高、效率低”。如今，最明顯的變化是辦案流程的簡化，憑借大灣區律師執業資質，他可以直接代理案件從立案到庭審的全流程。

　　內地的智慧法院建設，更讓跨境執業如虎添翼。讓何君堯印象深刻的是，在廣州天河法院訴訟服務中心，自助立案、文書智能送達可以“一條龍”搞定；開庭時，AI技術能實時將語音轉成文字，方便律師及時核對，庭審結束就能現場確認筆錄，無需額外付費。他感慨，內地司法的高效與規范，讓跨境辦案效率大幅提升。

　　除了技術賦能，政策支持也為港澳律師提供了廣闊舞臺。截至目前，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已連續舉辦5年，共有600多人登記取得執業證書，分布在深圳、廣州、東莞、中山等大灣區城市。

　　“大灣區律師既懂香港、澳門的法律思維方式，也熟悉內地的辦事流程，能幫當事人在不同法律體系間找到平衡。”何君堯說，希望越來越多港澳律師在大灣區拓展執業空間。

　　建議三地法律服務加速互聯互通

　　“大灣區‘一國兩制三法域’的多元性不是障礙，而是獨特優勢。”在何君堯看來，三地法律服務的互聯互通，是順應大灣區發展的必然選擇。

　　隨著大灣區經濟融合不斷加深，跨境要素流動日益頻繁，企業和居民對跨境法律服務的需求也越來越迫切。根據廣東法院發布的白皮書數據，2019年至2024年共審結涉港澳案件11.1萬件，約占全國法院的2/3，這些案件涉及商事投資、婚姻家庭、知識產權等多個領域，背后是對統一、高效法治環境的迫切需求。

　　“互聯互通的核心價值，在于打破法律規則壁壘，降低制度摩擦成本，提高跨境糾紛的處理效率。”何君堯說，從行業發展來看，互聯互通能實現三地優勢互補。

　　何君堯舉例說，內地律師有涉外法律服務經驗的并不多，香港律師在涉外領域的專業能力，能為大灣區企業“走出去”和外資企業“走進來”提供有力支撐。

　　談及未來，何君堯認為突破點在于人才培養和規則銜接的深化。他建議，擴大內地法律學生考取香港法律專業資格的渠道，簡化英語水平認證等重復性流程，讓人才流動更順暢。

　　隨著AI技術在司法領域的深度應用，未來遠程庭審、線上調解會更加普及，三地的司法效率將進一步提升。何君堯說：“長遠來看，粵港澳大灣區會成為展示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的全球治理樣板。”